调查覆盖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广东、贵州、河南、四川7省，共发放问卷6000份，回收有效问卷5547份。同时，126位调查组成员还通过实地调研，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。
调查显示，在被调查人群中，有51.36%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高中(含职业教育)以上学历，学历较老一代明显提升。52.43%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有信心，对工作的选择从以经济为主向发展前景转移。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，家庭生活压力小，凭兴趣选工作，吃苦耐劳精神下降，对工作挑剔，满意度低，愿意到工作轻松、地位高、有趣的岗位，所以跳槽频率高。调查表明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。
与此同时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前卫，对高档、时尚商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，休闲消费显著增加。调查发现，近100%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，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。他们虽然很关心城市发展，热心建言献策，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并不高，有62.19%的受访者未参加过各类社区活动，88.65%未参加过选举活动。
调查显示，有60.12%的新生代农民工“想要成为城市中的一员”或“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员”；但仅有28.15%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与城市居民有交往，其中主要交往对象为“当地人”的只占8%，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仅限于同乡、同学、亲戚和同事。
收入不高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障碍。调查显示，目前，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仅16965.7元，月均收入1413.8元，平均小时工资7.5元，较老一代农民工低了近0.5元，低于很多地区的最低标准。而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已达12264.55元。调查者认为，偏低的收入，让新生代农民工缺少了融入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，让他们更没有时间和财力参与休闲、娱乐活动，失去了融入城市的精神纽带。
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低的原因，调查者认为，一是农村教育质量欠佳，使其技能储备严重不足；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，各类培训效果欠佳；三是他们工作流动频繁。
调查的实证结果显示，在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回报率迅速上升的大背景下，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，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能使其收入水平提高3.62%，而新生代农民工仅为1.54%。
调查中，有63.67%的被调查者将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明确归因于自身技能储备的不足，其中包括缺乏一技之长和工作经历。在访谈中，大部分青年也认为自身的能力使其个人发展受到限制。
调查发现，虽然国家对初、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就读的农村学生提供半年技能培训的政策，但参加过这一培训的人却很少。而频繁地更换工作也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。
调查发现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较老一代农民工频繁。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，从事最长一份工作的时间不足一年者占调查总数的35.75%。调查者认为，如此频繁的跳槽，使其经常处于熟悉工作岗位的过程中，难以有效地积累工作经验，无法成为熟练工并得到加薪。
调查显示，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，有53.31%的人未办理过养老保险，分别有46.42%、44.30%、79.53%和79.91%的人未办理过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。在待业期间，71.44%的人没有得到失业救助，也无法享受到基于居民户籍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非缴费性的社会救助。
调查者认为，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看病、养老负担加重，一旦失业便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，从而形成“候鸟式迁徙”，也阻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安居乐业、融入社会。
调查者认为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融入城市的四大困境，其背后是群体自身与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：一是群体人力资本水平与收入预期间的矛盾，导致他们缺乏社会融合的基础，这也是其他困境的根源；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异与群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间的矛盾，导致群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缺乏外力帮助，出现生活结构断裂。
调查者认为，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，在于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，深化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制度改革，最终完成城乡综合配套改革，实现农民工利益与权益的城乡均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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